相信我們每個人在瞭解了那段歷史之後，都會在心裏翻了天地覺得憋屈和愧疚。他們被虧欠得太多，我們都想補救。但時至今日，無論我們再對他們說什麼做什麼，都已於事無補、為時已晚。
對於歷史，我們幾乎無能為力，那不是我們可以安撫的慘痛，也不是我們可以補救的委屈；對於現實，我們一樣束手無策，當他們中寥寥無幾的活人普遍面臨的已非全民的漠視，而是至親的拋棄時，我們又能改變些什麼？
也許正是出於愧疚和令人抓狂的無力感，《團長》才面對他們選擇了沉默。
是說不出口，是不知道怎麼說，更是說什麼都太蒼白、太無力。
如249所說「這不是寫給那段歷史的親歷者看的故事」，其中沒有「你們是民族的英雄」，「你們委屈了」，「人民永遠感謝你們」之類的表達。
我們當然可以拍一部戲來對他們說這些話，就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樣，將鏡頭對準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，甚至依照矯枉一定過正的傳統，我們曾怎樣給他們抹黑，而今就怎樣給他們抹粉，如同開一場遲到了70年的追悼會：先妝點遺容，再追認功績，然後惹全國人民一掬熱淚。
只是死者已矣，墓碑聽不到也看不到，任何追悼會都不過是對活人的安慰。而《團長》根本不給活人以這樣的安慰。它不是一篇對墓碑念誦的祭文，而是對我們這些活在當下、正在創造明天歷史的人念誦的緊箍咒。
它不是要說國軍抗日如何英勇，而是在問，為什麼我們以前所未有的英勇卻依然輸得那麼慘、贏得那麼慘？！
我確信數落這些的人已經痛得快瘋了、急得快瘋了，因為很多問題，在今天依然如故。
它不歌頌炮灰的勇氣，而要我們別再等到最後時刻去依靠炮灰的勇氣。
「豈曰無衣，與子同袍」，說的不是弟兄們一起打生打死，而是我們彼此之間的責任與承當。
它沒有企圖償還我們欠那段歷史的債，而是想讓我們別在今天欠下明天的債。
「老思既往，少思將來」，它用少年中國的方式安撫我們的良心，救贖我們的靈魂。
它沒有標榜我們民族如何光榮而偉大，它說「我們出了問題，有問題就要改」！
它讓我們看到改正問題的艱難，也讓我們看到這種努力的成效。
雖然南天門之戰最終由一場完勝變成了炮灰團的覆沒，但因為龍文章們的努力，虞師逃過了劫難，炮灰團得以堅守樹堡38天，本來全軍覆沒也拿不下的南天門，以比較少的傷亡被拿下。
沒有一種努力會完全白費，我們也許無法挽救全局，但永遠可以帶來個人力所能及的改變。
「大仗是由小仗構成的，我有三百人，就打小仗」，「沒有一塵不染的事情，我們都在吸進灰塵，但不妨礙我們做得更好」。
《團長》彰顯的不是英雄主義或民族驕傲，而是實幹精神和理想的光芒。
在《團長》中，我看到什麼是真正的絕境。
內部是半壁淪喪、機制黑暗、世道荒謬、離心離德；外部是大敵壓境、勢如破竹、亡國滅種指日可待。
「沒人想做別人桌上的籌碼，剛死就被忘記，仿佛沒有活過」，可在那種情況下，想做事的人沒有選擇，只能任由別人當作籌碼。
軍人的命運至少應該由勇氣和決心來決定，可往往是勇氣和決心還沒來得及登場，命運就已經被決策者的三心二意、操辦者的漫不經心、鑽營者的利欲熏決定下來。
真正的戰爭從來都爆發在我們自己內部，敵我廝殺的戰場上展示的只是早就被我們自己決定了的生死勝負。
龍文章說：「我們只是想掙扎出個人形……打這仗或者不打這仗都是想要個答案，答案不該是死。」
可是，從人渣到人的路幾乎就是從生到死的路。要麼行屍走肉地活著，要麼像個人一樣死去，哪種答案都是絕路，你能選擇的只是究竟讓靈魂死去還是讓肉體消亡。
很多人認為《團長》中那群潰兵的破爛、散漫、憤世嫉俗、雞嘴鴨舌辱沒了遠征軍的形象，這倒是和虞師一開始給他們的評語很像。連師座最後都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改變了看法，反倒是我們一以貫之地只看表像。
每個社會都有這樣的人群，他們是草根中的草根，炮灰中的炮灰，沉默的絕大多數，註定被歷史湮沒。即便在我們終於開始注意這段歷史的時候，大多數人心裏祭奠的也不是他們。甚至在當年遠征軍內部，他們也是最被忽略被歧視的群體。而《團長》把目光轉向他們，是對最卑微也最容易被漠視的偉大發自內心的敬重。
曾經看過249向國殤園的墓碑深深鞠躬的照片，那裏掩埋的大多是王牌正規軍，但我相信他拜的並不是他們當年的軍容整肅、裝備齊全、威風凜凜、聲名赫赫，而是他們在絕境中的挺身和擔當，是「沒人願意當別人的籌碼，可總要有人犧牲」，是「明知是死，還在想勝利」，是「沒答案也要做事」，是「我們這個民族最後的脊樑」。
其實炮灰們的破落，更像彼時我們殘垣斷壁、積貧積弱的祖國；他們的散漫，更像上下猜疑、一盤散沙的党國內部。
當環境對人的擠壓達到極致時，他們需要為自己爭取那麼一點點生存空間，憤世嫉俗和雞嘴鴨舌不過是極端無奈下的自我心理安撫。看到他們，就像看到我們貧弱、破敗、悲憤、蒼老的祖國與強敵以命相搏，那麼慘烈，那麼悲壯、那麼悽愴。
由於始終堅持在自己身上找問題，《團長》比很多抗戰題材的作品都多了慈悲。
龍文章可以體諒做了漢奸的孟父，因為他首先想的是作為軍人，是他們先輸了半壁河山，才讓國人做了漢奸。打不贏仗，至少別逼國人玉碎。其實當我們以一種自省和承擔的態度對待他人的時候，自然就會更寬容和善良。
有人說，為什麼龍文章能體諒孟父，卻難以原諒虞嘯卿。我想原因之一是因為他相信過虞嘯卿，曾把他當作朋友，而來自朋友的背叛最讓人寒心；另外，孟父當不當漢奸都改變不了什麼，而虞嘯卿無論如何都對那1000多個死人負有不可推卸之責。
慈悲不是無原則的濫好人，有時候，它甚至體現為殘酷和苛刻。比如龍文章放日軍進東岸後方，方法是殘酷的，但目的是仁慈的；他不管孟煩了經歷的絕望，揪住他的毛病不放，態度是苛刻的，但出發點是善良的。
滇緬抗戰是我們和日軍打得最慘烈的戰鬥，但《團長》對日軍的態度卻很平和。這相當於被人欺負了之後，不怪別人狠，而怪自己孬，同樣是一種講求實效的態度。
我們當然可以大罵鬼子無惡不作、喪盡天良，但罵過之後又如何呢？
除了煽動已然氾濫的民族情緒，這種方式改變不了敵人一根毫毛。我們最有可能改變的是自己，也只有改變自己，才有可能改變敵人，而這樣的改變源於冷靜的自省，在怨天尤人中根本不可能發生。
據說很多遠征軍老兵反而比我們對日本人更寬容，因為在那場戰爭中，他們和我們很多時候處境相同。
《團長》中的日軍，作戰頑強、吃苦耐勞，但當我們真狠起來的時候，他們也畏縮、逃竄；他們的打法不見得多高明，他們的指揮官兢兢業業，但也時不常地犯點低級錯誤；他們也有娛樂精神，七情六欲，放下武器時，甚至會跟我們在一個屋簷下相依為命。
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老百姓，是戰爭這個欠整死的癟犢子玩意兒，非得讓好好的人相互殘殺，你死我活。可以說，正因為《團長》把敵人當人來描述，才讓它的和平主義和反戰主張更加鮮明突出。
對己自省、對事承當、對人慈悲，這是我在《團長》中看到的態度，一種無比爺們兒的態度！一種讓人越輕鬆就越沉重，越難過就越振奮，越崇敬就越慚愧的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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